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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吴王妃 时间:2019-05-21
导读: 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乐观者的态度:在正视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历史脉络和时空格局中,以乐观的

  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乐观者的态度:在正视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历史脉络和时空格局中,以乐观的态度寻找中国“经济三峡河段”的航向和河道;而这,肯定不能只陷入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对这期间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

  按唐德刚先生的说法,中国建国后近百年的时间将一直处于“历史三峡”。如果将建国后三十年看做是“政治的三峡”,那么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则或许可以看做是“经济的三峡”。一个转型国家用三十年、四十年的时间,分别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实验,在一个个时代困局中不断试错、纠错和突围,恰恰构成了中国百年变迁中独特的体制张力、文化韧性和历史魅力。

  站在“后发展时代”的路口,面对着金融市场价格闯关的暗流涌动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漩涡激荡,经济学家们或过度悲观充满浓厚的末日情结,或盲目乐观高唱中国经济即将成为全球第一和无与伦比的特色道路自信,这些可能都不足取。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段,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理性乐观者的态度:在正视各种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在更大的历史脉络和时空格局中,以乐观的态度寻找中国“经济三峡河段”的航向和河道;而这,肯定不能只陷入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对这期间发生的每一个事件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批判。《闯关与突围—中国经济的三峡河段》一书,就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次贷危机以来的复杂现实与经济学理论的滞后和无奈

  如何来描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最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从理论和现实层面都是一件非常复杂艰难的事情。因为这十年,是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迅速崛起的金融周期,持续低迷的实体经济,发生巨变的国际治理体系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十年。在这个复杂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单一经济学理论都显得无奈和无力。比如,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与泡沫经济学理论。

  对中国经济,循着语境演化的脉络,党的十八大以来官方的表述经历了多次语义变迁,变迁路径意味深长,从“新常态”,到“L型经济”,到“新旧动能转换”,到“高质量发展”。而理论层面的发展经济学语言则是从高速发展时代到后发展时代,从工业化时代到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经过四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国经济面对着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也是一个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渡阶段。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中国的发展现实能解释多少?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自然能解释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余年,乡土中国无限的没有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对中国工业革命和建设城市中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随着2012年左右人口老龄化拐点的来临,中国经济如何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而转入罗斯托描述的资本密集型社会,这是中国经济进入“起飞阶段”的引擎转换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实现软着陆从速度型经济步入稳健型“成熟经济”社会的问题。而道路的最终,或者发展中经济历史的终结,则共同指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的内生增长模式——创新驱动型高质量发展道路,这几乎是一代中国经济学人的理想图景。以上问题,从走出马尔萨斯陷阱,到走出刘易斯二元,到走出索罗外生动力,直到走进内生高质量增长(蔡昉,2015),期间还伴有看似没有尽头的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些共同构成了最近四十年的基本叙事结构。

  这种叙事脉络的传承演进体现在,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八大的历次公报和讲话。而之后的十九大叙事方式则发生了变化,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社会主义新时代。而大多数学者没有意识到这次时代变迁激发的漩涡和风浪,以及蕴藏的巨大能量和机遇。一个新的“国运”与周期已经来临。而穿越宏大叙事放眼微观层面,在人的行动学逻辑上,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的是个体生活的处境:如果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不能尽可能的让最广大的个体分享,那这样的发展很可能就是伪发展,难言高质量发展。时代的进步,更应体现在从集体主义向人本主义的转变,是社会对个体的福利关怀,是现在对未来的责任承担(而非代际冲突)。本质上,这就是从单纯的物质文明,及简单的经济增长赎买模式,向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跃迁。只有认识并做到这一点,才能顺利的实现中国长期意义的软着陆,从罗斯托所说的从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迈向成熟经济社会。

  告别中国经济学家的“悲观哲学”与“末日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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