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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或成全球经济的“双核稳定器”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吴王妃 时间:2019-05-21
导读: 3月29日是英国原定的“脱欧日”,但脱欧协议以344票反对、286票支持的结果第三次被英国国会否决。事实上,脱欧结

  3月29日是英国原定的“脱欧日”,但脱欧协议以344票反对、286票支持的结果第三次被英国国会否决。事实上,脱欧结局的不确定性只是欧洲动荡变化的一个缩影。正如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所言,欧洲将是“危机回潮”的下一个风险震心。同时,程实进一步对本报记者表示,虽然中美经济目前都面临着较大的内外压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随着“危机回潮”的逼近,中美经济有望再度携手,共同成为全球经济的“双核稳定器”。

  三方共振削弱美国经济增长动能

  《金融时报》记者:如果说去年全球经济的关键词是“变”,那么2019年的形势将更为扑朔迷离。我们从四个纬度来预判一下下一阶段的国际经济形势的演变方向。首先是美国的经济增长前景。2018年美国经济可谓是“一枝独秀”,但相关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加大。这也是日前美联储宣布暂缓加息的主要原因。美联储“鸽派”姿态超预期,这是否说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

  程实:2019年1月至3月,美联储完成了由“鹰”至“鸽”的急速转向。这一信号表明,三方面的不利因素已经产生共振,正在显著削弱美国经济的增长动能。

  首先,美国经济走向周期拐点。2019年,随着贸易摩擦的政策成本加速显现,前期赤字财政刺激作用的逐步消退,美国经济增速将迈过阶段性高位,回落至较为缓慢的长期增长通道。2018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领先指标明显背离。领先1~2个季度的指标,在历史峰值附近徘徊。而领先3~6个季度的指标,则已经出现了持续下行,表明短期亢奋难以掩盖长期动力的衰退。由此可知,长期经济增长的压力正在加速向短期传导。从2019年年中开始,美国经济增速将大概率展现疲态,迈向周期拐点。2019年与2020年将分别构成本轮美国周期拐点的上、下半程。

  其次,劳动力市场复苏“跛足”。从历史大局看,本轮美国劳动力市场复苏看似数据靓丽,实则“跛足”,重“量”而轻“质”。为从历史角度考察本轮劳动力市场复苏,我们采用了美联储的五维评价体系。其中,雇主行为、市场信心、劳动力流量三个维度侧重于复苏之“量”,工资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则侧重于复苏之“质”。相较而论,截至2019年年初,劳动力市场复苏的强劲主要体现于数量,三大数量维度的表现不仅全面超越了2007年年末(金融危机前水平),亦在部分单项上好于2000年年末(克林顿“新经济”繁荣顶点)。但是,在工资、效率这两大质量维度,本轮复苏均逊色于2007年水平,更远不及2000年。由此可见,虽然2018年10月以来的平均时薪同比增速多次创下新高,但是放之于历史坐标系中,仍然显得疲弱。而缺少了薪资增长这一主引擎的发力,通胀便难以持续形成。因此,菲利普斯曲线趋向于平坦化,靓丽就业数据的“含金量”开始减退。

  最后,2018年后两次加息产生负向冲击。着眼于通胀视角,美联储加息的合意效果是使市场预期的通胀期限结构渐次趋于平坦,即引导通胀预期的期限差值趋于零或仅略高于零。由此,才能实现维持物价长期稳定的核心政策目标。基于美联储公布的通胀预期数据,通过计算通胀预期的期限差(未来12个月通胀预期值—未来3个月通胀预期值),实证结果显示,通过2015年12月至2018年6月的历次加息,美联储基本实现了合意效果,引导通胀预期的期限差振荡下行,逐步趋近于零值。但是,2018年9月、12月的加息落地后,情况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方面,通胀的期限差迅速、深度俯冲至零值以下,表明未来通胀走势可能失速下行。虽然在1月美联储放出“鸽声”之后,这一现象有所缓和,但是期限差依然保持负值;另一方面,长端的期限差正在向短端通胀预期兑现。2018年11月至今,领先3个月的通胀预期开始持续滑落。上述证据表明,2018年的后两次加息可能越过了平衡点,对未来通胀造成过度抑制。

  欧洲成为“危机回潮”的下一个风险震心

  《金融时报》记者:欧洲方面,英国脱欧的结局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依然不排除政治事件爆发。那么您如何看待欧洲经济的走势?

  程实:2019年全球经济面临着“危机回潮”的挑战,而欧洲正是“危机回潮”的下一个风险震心。

  第一,“危机回潮”大势不改。从长远的历史脉络来看,在2007~2016年间,全球金融危机循着清晰的路径依序传导:以信用支点渐次崩塌为核心动因,危机的形态沿着“流动性危机到主权债务危机、再到货币危机”的路径持续演化,震心从美国向欧洲和新兴市场渐次转移。在完成了金融风险“顺序传导”的过程后,全球迎来了2016年下半年至2018年上半年的强势协同复苏。然而进入201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明显减弱,陆续发生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即是回潮的预示。经历了过去两年的过渡期,2019年全球已经开始呈现出风险“逆序传导”,而其链条仍然由木桶理论决定,只不过重心由金融风险向其他风险转变。因此,新兴市场货币危机在2018年成为危机回潮的第一站,欧洲和美国将依次在2019年、2020年成为风险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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